孙传炜 (2003-01-24)

　　中国一些医学专家呼吁关注男性性健康的问题，并指出，中国男性的“性商”(Sex Quotient,简称SQ)已远低于欧美男性。

　　不过，也有学者将这个提法驳斥为“胡说八道”。

　　据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，中国医学专家昨天在男性生活质量全国调查的记者会上，首次提出“性商”概念。

　　中国性学会中医性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王河在会上说，“性商”不仅是纯生理指标，也包括性健康水平、性生理能力、性心理调适，及性互动能力等多个方面。就男性而言，既包括性渴望度、勃起功能、持久能力等自身能力，帮助配偶达到性愉悦的能力，还包括运用知识自我调适的能力。

　　英国“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”显示，全球成人一年性行为次数平均是97次，美国人为124次，中国人则仅有63次。

　　而据中国有关部门2000年的调查，目前20至60岁的中国男性在婚姻或同居中，只能把每月超过1次的性生活频率维持到平均43.9岁。到了47.7岁时，频率便低于每月1次。到了55.9岁以后，中国男性则一年连一次性生活也维持不了，性生活基本停止。

　　中国男性中有1亿4700万患有勃起障碍，40至70岁的男性中有此疾病的更达到52%。参与昨天会议的专家指出，由于男性雄激素的缺乏，中国男性的更年期已经大大提前，性健康明显处于衰退状态，远不如欧美国家。

　　他们认为，除了饮食结构不同外，历史、社会、教育背景也是导致中国男性“性商”远低于欧美男性的原因。例如，欧美人10岁就开始接受性生理教育，但大多数中国人到高中时才有机会接受青春期教育，而且其中也很少涉及性和性健康方面的内容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在答复本报询问时，以“胡说八道”来形容王河提出的“性商”概念。不过，潘绥铭没有对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解释。

　　1999年在上海设立性文化博物馆的亚洲性学联合会副主席刘达临则认为，“性商”的提法虽然不科学，但中国男性的性活动能力不如欧美人却是无法否认的。

　　他强调，原因不是生理上的，而是文化上的：“中国从宋朝中期以后开始进入性压抑时期，已经压抑1000年了，心理的压抑当然也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生理，但最主要的还是文化原因，而不是遗传或生理原因。”

　　他虽然提倡性开放，主张只要不伤害其他人、不伤害社会，人们在性方面应该享有自由和自主权，但也担心中国社会长期的性压抑一旦得到释放，可能失控。

　　“所谓压之既久，其发必速，压抑得太久了，一旦突然开放可能走得太远太快，造成社会的混乱。”刘达临忧虑地指出。

《联合早报》